問：財政和金融專業(yè)1979級收了多少人？
　　答：1979級一個財政班，一個金融班。我們2個班，每個班40人。
　　問：現在班上的40個人里面，在中國的財政金融領域是有一定名氣的。
　　答：那當然。畢業(yè)后，我是到了國家審計署，是班主任老師幫我選擇的。而我們班是財政專業(yè)，所以班里同學畢業(yè)后絕大部分都在財政系統工作，當初班里年齡最小的同學是1962、1963年出生的，現在這些同學都是財稅部門的領導。
　　問：在財大四年的學習當中，給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對后來比較有用的課程是什么？
　　答：那時上海財經學院剛剛復校，文化大革命那十年對財經學科的沖擊是比較大的，成天提倡政治掛帥，財經學科是被否定的。我聽說上財幾上幾下，沒有形成很好的學科體系。那時在學校里學習，主要是系統地提供給我們像政治經濟學這樣的基礎教育。另外，像統計這類的基礎學科作用還是很大的。直到今天，我覺得我能用的就是這些東西。至于那些專業(yè)課程，在今天看來，倒沒有什么太大的用處。因為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學科的內容也必須要提高。那時的學科內容還是建立在計劃經濟模式之下的，跟現在經濟發(fā)展的結構完全不一樣。所以還是那些最基本的東西有用。直到今天，我還經常給我們公司的員工示范怎么樣畫統計表。這是在財大打下的基礎。
　　問：我聽說您后來到人行上海分行工作是受到龔浩成老師的提攜？
　　答：對。我入校的時候，他是我們財政金融系的黨總支書記；我畢業(yè)的時候，他是我們學校副院長。因為他是我們系的領導，我是學生骨干，是班長，所以交流比較多。在畢業(yè)分配的時候，我作為當年的優(yōu)秀畢業(yè)生，代表全校的1000多名畢業(yè)生去講話、發(fā)言。我印象蠻深的，對于我的畢業(yè)分配去向，龔浩成老師找過我，建議我留校，我不愿意。當時改革開放搞得一片火熱。人說三十而立，我都28歲了，所以我天天盼著想邁出學校大門。
　　問：上世紀90年代國家開始摸索試驗資本市場，當時證券交易所籌備的時間非常短？
　　答：對，其實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已經有零零星星的學者、體改部門也在做資本市場的相關研究探討。我1983年大學畢業(yè)時寫的論文就是股份制。建立證券交易所被提上議事日程應該是在1989年的年底，作為當時“六四”風波發(fā)生后，中國仍然高舉改革開放大旗，開發(fā)開放浦東的一項核心的舉措。那時我剛從北京調回上海進入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還是個新人，并沒有參與初期的一些討論研究等籌備工作。那個時候大家認識上的差距比較大，還沒有完全認識到這項工作的重大深遠意義，今天回過頭來再看，那是一個驚天動地的大決策。因為大家要明白，在我們那個年代學習的政治經濟學課程，比如列寧的《帝國主義論》里面都把資本市場、證券交易所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的罪惡來描述。人們問我說，中國農村改革是從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的，中國城市的改革是從哪突破，我的看法就是資本市場。因為它解決的問題不光是金融問題，還涉及到產權制度，公有制、私有制的問題，分配制度的問題，包括全國性的市場流動。當時我只是覺得搞個交易所買賣股票是個很新奇的事。
　　剛開始籌備證券交易所的時候，大家并沒有太把它當回事，一直到1990年5月，朱镕基在海外突然發(fā)表講話說年內要開業(yè)。當時我35歲，年紀也輕，很偶然的一個機會我對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的領導說，如果別人不愿搞，我可以去搞。人民銀行的工作是一個非常優(yōu)越的工作，又有權，又吃香，又穩(wěn)定，社會地位也高，放掉這些去從事一個完全新的不知道前景的事業(yè)，對一般人而言是不太容易的。那時我年輕，又剛調到人民銀行，沒有那個包袱，特別想做這個事業(yè)。別人不去我去唄，挑擔子去了。我接受任務是6月3日，年內就要開業(yè)。這個事如果放到今天，恐怕叫我去都不敢去！因為你見都沒有見過，要搞什么東西你根本就不清楚，籌備工作就是在兩眼一抹黑的情況下開始的。一直到那年11月去香港考察的時候，我很害怕，怕自己搞的不是交易所，那麻煩就大了，回來改也沒法改，因為年底就要開業(yè)了，真的非常緊張。去看了香港聯交所以后，頭兩天我很緊張，怎么和我們做的東西不太一樣呢？香港聯交所的總裁袁天凡當時是香港一個很年輕很優(yōu)秀的人才。我問他，袁先生介紹的情況和我想的不太一樣，他說每個國家的制度是不一樣的，證券交易所的體系是不一樣的，香港有香港的歷史。
　　問：港交所現在也和我們不一樣？
　　答：還不一樣，它為什么叫聯交所？因為他是4家合在一起的，所以受到很多局限。而且那時候我們是搞電子交易，他們沒有做這個東西。
　　問：哦，他們那時候還沒有電子交易系統。
　　答：沒有。
　　問：還是喊價的？
　　答：他是個電話議價系統，只是報價不是成交系統，他是報價不成交，然后你根據價格議價，完全不一樣，所以一開始我們聽不懂。
　　問：那你們靠計算機來做這個，最早是怎么想的？
　　答：完全是我的主意，是我拍的板。
　　問：太神奇了！
　　答：是很神奇，大家從籌備定規(guī)則，到最后確定交易該怎么做，看電視里面說是口頭競價，上板去寫，還有書面報價，還有電子撮合。那我們到底怎么做呢？當時我在人民銀行工作的時候，每天統計國庫券的交易。要交易柜臺上報數據，然后噼里啪啦打算盤，連計算器都沒有的，全是靠算盤。那時候做一個月統計、日統計麻煩得很。有一日我碰到了財大的朱快蕾老師，她原是基礎部的，教過我的課，我就問她現在在哪工作，她說在信息系，我就問什么是信息系，我畢業(yè)的時候還沒有這個系，朱老師說信息系就是學計算機的。我就對老師說，我們現在的工作太繁瑣了，能不能幫我們用計算機做一個統計的東西。在當時來講這就算是一個非常深奧的問題了。朱老師聽后同意了，組織信息系的幾位老師與我進行相關工作的討論與交流，其中就包括了謝瑋和劉蘭娟夫婦兩個。
　　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偌大的上海，只有工商銀行上海分行有一臺IBM的中心機。全銀行系統都在打算盤，那么交易所到底用什么樣的方法來進行股票交易呢？我以前在審計署負責全系統的教育培訓工作，那個時候鄧小平也講，要面向未來、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我聽說在臺灣、新加坡有電子交易，上海證券交易所總不見得從事口頭競價這些老古董，于是我就提出把電子計算機交易作為一個選項來考慮。結果大家全都反對，但是我就認準了。那個時候沒有什么錢，是從人民銀行借了500萬籌備經費，所以我就提出拿100萬來探索探索，出了問題算我的。中國證券的電子交易體系就是這么起步的。后來我慢慢總結出，人生———理念的先進是最大的先進，理念的落后是最大的落后，當時恰恰就是這種理念發(fā)揮了作用，你站在了最前沿。
　　問：我看到是謝瑋跟你合作搞計算機交易系統？那時他是在財大做老師？
　　答：對，就他跟我合作。他在財大是助教，他學的是數學，不是學計算機的，他的夫人劉蘭娟是學計算機的。就是我們兩個人在做這個事情，他加班加點工作，我就在旁邊陪著他，盡量去理解。后來我們開玩笑講過，最懂計算機交易的是兩個人：一個是謝瑋，懂得怎么樣做系統；一個是我，懂得怎么用。我還經常提出要求，因為最后技術的發(fā)展是靠需求來驅動的。所以在上交所的籌備中，采用電子交易系統的是具有跨時代意義的。
　　問：是亞洲最早做這個的嗎？
　　答：在全球也是最早。這個系統做出來以后，深圳同行覺得不可思議，后來深圳交易所的負責人跟我談這個問題，我說我們就是這么想問題的，現在回想起來，當時不光是膽子大，還有一種很強烈的創(chuàng)新意識。這也跟我的個性有關系，我不太接受現成的事物，總是想做一些新興的超前的發(fā)展的東西，一些與眾不同的東西。所以我很早就把電子系統做好了，開業(yè)的第一天就是電子交易。當時我們只用了幾個月的時間來做這個系統，現在開發(fā)一個軟件沒有兩年是做不下來的。因為當時我接到這個任務，從籌備到開發(fā)這個系統，前后也就三、四個月的時間。后來終于把它做出來了，雖然很小，也不是很完善，但是我們第一天就是電子交易。
　　問：出過問題嗎？
　　答：有一些小問題，比如說系統小啊，交易不暢啊，信息傳遞不靈，這些都有。但真正說出現重大的差錯是沒有的。所以我們對此還是很堅信的。所以今天大家講電子商務對互聯網的成就大加贊賞，當然我們肯定這一點。其實大家看，哪怕在全球的角度來看，最早最大的一個電子商務網絡就是上海證券交易所。
　　問：我們中國自主知識產權。
　　答：1990年的時候上海已經6000個終端同步工作，同時交易。然后全國各地十幾個地方還掛了分系統，那個時候還沒有互聯網。
　　問：衛(wèi)星實現的??？
　　答：嗯，打包過來的，那時候交易所都是租用衛(wèi)星轉發(fā)器解決通信問題，網絡可以覆蓋全國，遠至西藏拉薩。那時候雖然沒有互聯網，但我們那個時候的技術條件，其實就是用互聯模式。所以說中國電子商務最早的應用、最大的應用、最成功的應用首先就是上海證券交易所。
　　問：后來有沒有在這個基礎上再做進一步的拓展？
　　答：后來升級改造都有，這個電子系統最后做得比較成功，做得比較大，像我們的無紙化，把紙質股票全部取消了改成電子數據，沒有電子計算機交易系統，這根本是不可能的。包括稅務部門向全國上億的投資人征收證券交易印花稅，都是由這個電子交易系統自動計算，自動扣款給稅務部門的。直到今天我都可以講這個話，全世界征稅成本最低的稅種就是中國的證券交易印花稅。財政部門不用派人來管理，一分錢不會少，因為是電子化交易，所有交易的報價、中間的成交啊全都給你計算清楚了。說到這我經常也會很自豪，但一般我不說，這么多年過去了，我也不當回事了。
　　問：上交所籌備的過程中除了您和謝瑋，還有其他上財人參與嗎？
　　答：有啊，比如說劉波，當時是上財金融系的副主任，后來到復旦讀博士。他調過來是比較晚了，但是一開始我就叫他一起參與。后來上海交易所的管理干部，主要都是財經大學去的。除了我以外，謝瑋是財大的老師，周勤業(yè)，后來是財經大學會計系副主任，俞建麟是登記公司的總經理，一大批上財人。所以上海財經大學在證券界影響非常大，后來我還給學校出資成立了一個證券期貨學院，培養(yǎng)人才。我聽說那時候招生可熱門了，這樣的故事太多了，談起來時間就長了。
　　問：其實我特別想問的是，人家說時勢造英雄，那是時勢造就了您這樣的英雄，還是你們這些英雄造就了改革開放呢？
　　答：回想這個過程，當年，我們是有理想的、有抱負的，有強烈的愿望想成就一番事業(yè)。當年我們所處的那個年代，是社會大變革的年代。所以我離開交易所之后有好幾任，談到尉文淵的時候說不一樣，說老尉那個年代是出英雄的年代。我覺得很有道理，因為那個時候到處都是待開墾的處女地，這個社會整體在變革、在發(fā)展，作為一代有準備的人，恰逢機遇，所以你剛才說的這個問題：時勢和英雄的關系，我覺得沒有時勢很難成英雄。但是每個時代的時勢是不一樣的，現在這個時代和我們那個時代的時勢是不一樣的?，F在出了電商的這些英雄，我們那個時代還沒有這些東西。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不同的環(huán)境，但是我覺得要成為一個英雄，時勢是非常重要的，關鍵看你能不能很好地與時勢融合。有機會了，你像個狗熊一樣，不愿意出去，不敢去闖蕩，那當然不可能有成就。
　　問：我覺得可以說您是新中國資本市場的締造者，作為這樣的角色，現在回過頭來再去看上海財經大學在新中國財政金融建設的影響力和建樹，你可以給它做一個評價嗎？
　　答：當然財經大學是桃李滿天下，培養(yǎng)了大量的人才，我就聽一些校友跟我聊起過，無論是國營企業(yè)還是金融系統，很多都是上海財經大學畢業(yè)的學生。財經大學的專業(yè)性非常強，它就專注于財經領域的培養(yǎng)，不像綜合大學那么寬泛。這個學校有近百年的歷史，真正大規(guī)模培養(yǎng)人才是改革開放以后的事。所以這些年的累積，學校對中國財經人才的教育、財經知識的普及等，這些影響是相當大的。上財可以挖掘的東西很多，影響比較大的領域我想就是在中國資本市場發(fā)展的領域。時任校長談敏教授曾說過，中國資本市場的根在上海財經大學。
　　問：影響最大的就是這個。
　　答：是影響最大的，因為早期市場的開創(chuàng)者，無論是我也好，還是當時一起工作的好多同仁，基本都是上海財經大學的畢業(yè)生。財經大學把人才培養(yǎng)的目標和當時經濟發(fā)展的很多東西很好地結合在一起了。
　　問：我覺得這個在百年校慶可以挖掘的。
　　答：確確實實上海財大對資本市場領域做出了特別的貢獻。
　　問：聽了您從當兵開始到現在的人生經歷，我覺得您的人生經歷是豐富的，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從學校到學校這樣的非常簡單的人生經歷，您的故事是一個豐富多彩的故事，不知道您下一步還有沒有什么規(guī)劃？有些人可能覺得到六十歲人生就已經收官了，我想您應該不是這樣。
　　答：我現在多了一個任務，我的孩子也長大了，原來我在奮斗的時候他還小，我沒想過他的問題，現在我的一個任務就是把他帶出來。他在英國學了10年，所以現在我在有意識地往后退，將年輕人定在第一線。像我這個年齡言退，肯定是過早，如果有一種比較恰當的方式，我還是會去追求一些新的發(fā)展?，F在我更多的是專注于新能源領域。因為我過去做了很多產業(yè)，現在把自己的產業(yè)目標定在以發(fā)展新能源為始。不光是未來中國，我把它作為我的一個終極目標來看待。在它之前更多的是跟著商業(yè)走，哪個好做做哪個，現在我更多的是有一個很清晰的規(guī)劃和目標，以這個為始。我說以后買車不許買汽油車，只許買電動車；房頂裝太陽能發(fā)電；我的工廠的屋頂也給我做成金太陽工程；投資要開始去投風力發(fā)電、太陽能發(fā)電；開始在做這樣一個重大的產業(yè)選擇，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更有意義，不僅是商業(yè)上的東西，他對未來人類社會、環(huán)境保護、對后代是一個很重要的交代。
　　問：那您也是上財的校董，您對學校未來的發(fā)展有什么看法？
　　答：學校的發(fā)展實在是太快了，那個時候我們剛復校那個慘淡的狀況我今天還歷歷在目，忘記不了。能夠發(fā)展成今天這種規(guī)模，包括今天談到的學生的來源、師資、教學成就、科研成就，包括學校的建設、硬件等等，都是不可思議的。所以這個學校幾十年的發(fā)展壯大，真的是值得為它自豪。我提不出具體的東西，但是我相信學校按這樣發(fā)展下去，應該是大有希望。關鍵是學校要干什么，想要自己變成什么，要把這個問題想清楚了。我曾經聽說過要把它辦成類似于英國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等等，要把這個問題想清楚。有這么好的政策，這么好的發(fā)展環(huán)境，我相信學校會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