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保榮

    為什么馬大三從害怕殺人變成主動殺人？究竟是誰殺了馬大三？解決了這兩個問題，就明白了電影《鬼子來了》的全部思想深刻性。
　　不同于其它抗日題材電影的淺薄、自欺，把日本鬼子寫成笨蛋（如《舉起手來》），同仇敵愾、“突變”、“高大”（如《小兵張嘎》），野性血性、傳奇筆法（如《紅高粱》），英勇作戰(zhàn)、悲慘壯烈（如《太行山上》《烈火金鋼》），抗戰(zhàn)+戀愛（如《黃河絕戀》），日本人人性的復(fù)蘇與沉淪（如《紫日》），電影《鬼子來了》表現(xiàn)了它思想的異質(zhì)性和深刻性：是日本人，也是中國人，更是中國文化殺了馬大三，思想直達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內(nèi)部。
　　的確，影片扎根于中國文化的深層，揭示了中國人的劣根性：看客心理或看戲心理，如魯迅所批判的。當(dāng)馬大三碰巧同時分到兩顆殺人的紅豆，其他人就事不關(guān)己，等著看戲；而當(dāng)他們發(fā)覺馬大三并沒殺人，遂集體演戲，強迫其殺人。此其一。日本人送糧來了，就奏起樂曲，得意忘形，又唱又笑，不知禍之將至，看敵人的“戲”，其實是送自己的“死”。此其二。影片結(jié)尾更是個“看戲”大匯展：國民黨軍官演講（夾著國語粵語），便看了演講戲；殺漢奸（漢奸在笑），便看了殺漢奸戲；殺馬大三，看客們異口同聲贊成軍官殺馬的理由，這一盲目愚昧殘忍的場景，不能不令人想起魯迅筆下的深刻意象——吃人！
　　其次，該片還挖掘了中國人善良與愚昧交織、膽小與狡詐混合的國民劣根性。村民們太信日本人，以為不會恩將仇報，何等善良和愚昧。村民們不敢殺人，膽小怕事，但逼起馬大三來卻極盡逼誘之能事，其深層心理是認識不到中日是“公仇”，而認為馬殺日本人花屋是“私仇”，與己無關(guān)。劉爺這老劊子手渾水摸魚，騙吃騙喝，但只用刀輕刮了一道痕跡便了事，既明哲保身，又似守信用，更是推卸責(zé)任，這是一種典型的膽怯狡詐的中庸之道。電影以三次“借刀殺人”展示中日性格的不同：村民借馬大三和劉爺殺人，盡顯國人的膽怯狡詐愚昧；日本隊長命令村民殺花屋，村民不敢，顯示村民的怯懦、厚道（他跟我無冤無仇）與恐懼；但國民黨軍官借日本人之手殺馬大三，馬大三轉(zhuǎn)眼便人頭落地。在這多重對比之中，體現(xiàn)了中日性格的差異，并非簡單的日本人“殘忍、服從”便可概括的。
　　再次，《鬼子來了》鐫刻著中國文化特有的“以理制欲”模式。先是“以理制疑”：本來村民們怕日本人恩將仇報，但馬大三們以有恩情、有契約為“理”，壓制這種“怕”的疑惑和恐懼。后是“以理制仇”：馬大三的仇恨是由悔恨、反省和勇氣而生，所以從怕殺人變成主動殺人，為村民們報仇，殺日本戰(zhàn)俘；但國民黨軍官以對待戰(zhàn)俘的紀律、殺敵應(yīng)在戰(zhàn)場上的“理”壓制、取消報“仇”的欲望與合理性，使馬大三的報仇從“私報公仇”變成“公報私仇”，再變成“報仇該死”。而且軍官急于處死馬大三，憑借的不是“法”，而是“理”，是封建的公審公決，看客們異口同聲地舉手贊成，使得軍官處決馬大三，不僅“有理”，而且“有利”（可以推卸責(zé)任），更加“有節(jié)”（既然馬殺了日本戰(zhàn)俘，那么讓對方殺馬，既理所當(dāng)然，又借刀殺人，不負責(zé)任，兩全其美）。
　　最后，不能不提日本人的殘忍。日本人恩將仇報，大開殺戒，村民不執(zhí)行日本隊長命令殺花屋，花屋卻反殺村民；日本人以守信用、送糧始，卻以顯獸性、大殺戮終；日軍官明知日本已經(jīng)投降，卻仍燒殺不止，嗜殺如命，人性滅絕，所謂的“效忠天皇”亦不能壓制其獸性和最后的瘋狂。即使對自己人，也同室操戈，群毆花屋。正是日本人的殘忍，導(dǎo)致馬大三性格突破，從膽怯農(nóng)民演變成復(fù)仇勇士。（日本人違反理、法在先，馬大三借此邏輯殺日本戰(zhàn)俘，在不合理中合情。）
　　而在電影閉幕前，那顆死不瞑目的血淋淋的頭顱，的確大有深意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