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報
電子報

1978:我的高考


  1978!
  這是我永遠銘刻于心的數字!
  從1968年上山下鄉(xiāng)當“知青”,相隔整整10年,國家又允許我們這樣的已經拖兒帶女的父親或母親參加高考了,真的,我連這樣的夢都從來沒有做到過。
  當時我在“地鋪 (后來恢復了南宋時就有的“遞鋪”舊稱)公社中學”教高中語文課,還兼任畢業(yè)班的班主任。不管考得上考不上,人生難逢一次高考,味道總是要去嘗嘗的!我?guī)е鴰追峙d奮報考了,回到家父親卻淡淡地問:“你已經教書了,挺好的,還要去考嗎?”
  我沒有回答,心里明白父親是因為“文革”中被打倒,雖然1973年初步給予平反(所以我才能當人民教師,雖然是民辦的),但還留了一條尾巴(徹底平反是1978年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后),那年頭“政審”依然很嚴,他是怕我考試通過了“政審”卻通不過,心里會再受創(chuàng)傷。
  考試時間一天天臨近了,但我一天假也沒請,因為我的學生們也都在緊張地準備高考,我不能棄他們于不顧!連我的準考證也是別人幫我代領來的,拿到手看了幾眼,知道我將在安吉縣第九考場應試。
  考試那天終于來臨,“文革”結束后剛恢復高考,各級領導都很重視,地鋪公社學區(qū)校長夏相民、中學校長潘洪流等老師都來到考場地鋪小學,縣里的教育局長等教育局干部也都在場。我是騎自行車來的,與同事們、學生們會合后正在那里談笑風生時,鈴聲響了,我趕緊去尋找“第九考場”,可是地鋪小學只有五個考場,急忙一問,才知道第九考場設在幾十里外的梅溪小學。我急得快哭出來,就質問教育局的干部:“明明我是地鋪公社中學的人,為什么把我分到梅溪?”教育局長當機立斷,一邊叫人馬上打電話通知梅溪小學考場,一邊吩咐旁邊一位王姓干部,讓他帶我到汽車站買票乘車過去。我跟夏校長借了10元錢,把自行車往旁邊的老師手里一推,就急忙跟著王同志一路小跑離開地鋪小學。
  到了汽車站,哪里還有馬上可乘的班車,多虧王同志急中生智,說我們到公路上去攔煤車(那時路上常有從康山煤礦拉煤送到梅溪電廠的煤車經過)。真是萬幸,很快攔到了一輛煤車,王同志說明原由,拜托司機把我送到梅溪小學。
  就這樣,我的高考末班車搭乘在一輛去發(fā)光發(fā)電的煤車上了。
  車到梅溪小學,校門口已經有老師等在那里,急忙把我?guī)нM考場,已經是遲到一個小時零五分鐘了。第一門考試是政治,答過的題目現在全都忘了,沒忘的卻是那道一個字也來不及寫的講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內容及意義的題目。那道題,整整20分,占整個卷子分數的五分之一呀!
  下午要考數學,中午趕緊找百貨公司買圓規(guī)、三角尺,至今都想不起那天午飯到底吃沒吃。晚上找到一家旅社,記得是三元錢一晚,洗換衣服都沒帶,好在是炎夏,把自己剝光了連衣服一起洗完,衣服一晾,到早上不管半干半濕,穿上就走。就這樣,一口氣考了三天整。直到最后一個下午考外語,我才明白,是自己太馬虎沒事前問清楚而錯怪了教育局。原來多數考生報考的是英語,全縣幾千考生只有35個人報考俄語,所以才集中編成最后一個考場,放在了梅溪。
  我人生的第一次高考終于揭榜,聽說貼在教育局大門邊的墻上。我聞訊趕去,看到自己名列第二名,365.5分!語文、數學、政治、地理、歷史五門課總分500分(那年外語僅作參考,不計入總分),365.5就算高分了。接著是填志愿,說起慚愧,自己還是個老師,可怎么填高考志愿,全然不懂,依仗分數不錯,第一志愿填了北京大學,最后一個志愿填的是廣東的中山大學。
  可是,等到快開學了,我的學生、比我分數低的考生紛紛拿到入學通知書時,我才真的急了,我才想到父親擔心的事情終于發(fā)生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花了一整夜,奮筆疾書,把自己的委屈和不平寫成一封長信,第二天投出去,投給當年因刊登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而引起全國開展真理標準大討論的 《光明日報》。不知是否是這封信的緣故,很遲,我終于收到了一份《錄取通知書》,通知我被錄取到“浙江師范學院湖州分?!?。父親安慰我說“挺好,浙江師范學院,讀書在湖州,離家近”。我拿著錄取通知書,五味雜陳,有點委屈,但更多的是欣喜慶幸,10年前中斷的大學夢,在沒有想、不敢想的時候,突然猝不及防地實現了!
  一直到后來,才懂得,恢復高考,對于當時國家和民族的發(fā)展來說,如同久旱大地上的一場及時雨,厥功至偉,意義非凡!自己一身之幸,如果失去國家之幸的大背景,何其渺小,何值一提!當我看到電視文獻片 《鄧小平》時又一次為之震撼,老人家為恢復高考制度所表現出的決心和膽魄,不能不令人感動至深。當時有一個配合文獻片宣傳的采訪讓我熱淚盈眶:云南一位考生那時也考出了高分,填寫的第一志愿也是北京大學,也因為“政審”而落榜,他憤而上書中央,在中央領導親自過問下,后來被錄取在云南昭通師專。在那個年代,要建設現代化,基礎一在教育二在科技,恢復高考制度,正是通過教育、通過人才培養(yǎng)為科技發(fā)展、為現代化建設奠定了人才基礎。
  轉眼40年過去了,1978年后的中國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而我永遠感激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啟航的1978年,感激成全我第一次高考的安吉縣教育局的領導和那位王同志,感激那位連名字也沒留下來卻把我生命燃亮的煤車司機!
   2018年6月11日晚 陳永昊 (原載2018年8月5日 《浙江日報·錢塘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