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百年，百年五四。近代中國人民的探索進程波瀾壯闊，值得紀念的事件頗多，但沒有任何一個事件能享有五四那樣的榮光———自五四發(fā)生后的第二年，國人即開始紀念五四，之后的紀念活動幾乎年年舉行，從未間斷；而且，更為難得的是，不同時代的不同階層、不同派別都對紀念五四保持了持久的熱情與虔誠。在人們對五四運動持續(xù)紀念的過程中，五四文化也一直處于被不斷建構(gòu)的狀態(tài)，對于何為五四精神，學界歷來眾說紛紜，愛國、進步、民主、科學、啟蒙、救亡、重估一切價值等觀點不一而足，而且每一觀點都有充足的論據(jù)支撐和嚴謹?shù)倪壿嬐评恚瑥膶W理的角度似乎很難在他們之間作出優(yōu)劣判斷。然而，在我們認真研讀五四精神的過程中，我們會發(fā)現(xiàn)，無論是愛國、進步，還是民主、科學等等，五四精神的本源在于一種責任擔當，青春擔當是五四精神燈塔的基石。
　　一、學生運動還是新文化運動———五四精神源自何處如眾所知，五四運動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五四是指1919年的學生運動，廣義的則是指稱1915年以來的新文化運動。然而，在歷史流變的進程中，狹義的學生運動逐漸被淹沒于廣義的新文化運動之中，不過慶幸的是狹義的學生運動卻獲得了廣義的新文化運動的冠名權(quán)，即“五四新文化運動”。那么，問題是，當我們來探討五四精神時，所要研究的對象應(yīng)該是狹義的五四還是廣義的五四呢？五四精神的根源是學生運動還是文化運動呢？這是我們首先應(yīng)梳理清楚的問題。在我看來，既然學生運動的五四能獲得對新文化運動的冠名權(quán)，顯然是五四學生運動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使然，同時那也就意味著作為學生運動的五四是整個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否則，所謂的五四文化也就名不副實了。因此，作為對五四精神的探索，首先要考量的自然應(yīng)該是作為五四運動的核心事件，即作為學生運動的五四。學生運動作為五四運動的核心事件，理由有二。
　　（一）五四學生運動對新文化傳播影響巨大五四學生運動不僅極大促進了新文化的廣泛傳播，使之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可從而升級為運動，而且改變了新文化的價值取向，促進了知識分子與勞苦大眾的聯(lián)合。
　　1.學生運動使新文化由思潮升級為運動毋庸置疑，五四學生運動進一步促進了大眾的覺醒，促進了新文化的廣泛傳播，在“五四”事件發(fā)生后的半年內(nèi)，中國涌現(xiàn)出約400種白話文新刊物。五四運動的領(lǐng)袖羅家倫在對學生運動進行總結(jié)時曾指出：“新思潮的運動，在中國發(fā)生于世界大戰(zhàn)終了之時。當時提倡的還不過是少數(shù)的人，大多數(shù)還是莫名其妙，漠不相關(guān)。自從受了五四這個大刺激以后，大家都從睡夢中驚醒了。無論是誰，都覺得從前的老法子不適用，不能不別開生面，去找新的，這種潮流布滿于青年界?！┤缥逅囊郧罢勎膶W革命的，不過《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和其他二、三個日報；而到五四以后，新出版品驟然增四百余種之多。其中內(nèi)容雖有深淺之不同，要是大家肯出來而且敢于出來，已經(jīng)是了不得了！又如未上市以前，白話文章不過是幾個談學問的寫寫；五四以后則不但各報紙大概都用白話文，即全國教育會在山西開會也通過以國語為小學校的課本，現(xiàn)在已經(jīng)一律實行采用”。
　　羅家倫關(guān)于五四學生運動與新文化傳播關(guān)系的認知與同時期胡適的觀點基本一致。胡適在1922年發(fā)表在《申報》上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中指出：“民國八年的學生運動與新文學運動雖是兩件事，但學生運動的影響能使白話的傳播遍于全國，這是一大關(guān)系；況且，‘五四’運動以后，國內(nèi)明白的人漸漸覺悟‘思想革新’的重要，所以他們對于新潮流，或采取歡迎的態(tài)度，或采取研究的態(tài)度，或采取容忍的態(tài)度，漸漸的把從前的那種仇視的態(tài)度減少了，文學革命的運動因此得自由發(fā)展，這也是一大關(guān)系。因此，民國八年以后，白話文的傳播真有‘一日千里’之勢?！駠拍?，教育部頒布了一個部令，要民國學校一二年的國文，從九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國語。”。從羅家倫和胡適的表述中我們可以推斷，五四前新文化雖已具有較高的社會影響力，但這種影響一方面更多是限于知識分子階層，另一方面，這種影響更多是一種論辯式的思潮，并不意味著社會的廣泛認可，而是由于五四的“刺激”才使民眾進一步覺醒，認可、接受新文化，使其由思潮升級為民眾廣泛參與的社會運動。對于這一點，也許旁觀者的視角更為客觀、更為清晰。作為五四運動的旁觀者，時任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在他的回憶錄中講述：“北京的學生們‘發(fā)動了某種行動’。這是幾千年來中國輿論第一次被喚起，并組織起來。由于學生們的行動，商人們也和學生聯(lián)合起來了，在巴黎和會作出山東問題決議前后，中國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能力……。從巴黎和會的決議的禍害中，產(chǎn)生了一種令人鼓舞的中國人民的民族覺醒，使他們?yōu)榱斯餐乃枷牒凸餐男袆佣o密地結(jié)合成一個整體在一起”?？梢钥闯觯谲嵌魇┑难壑?，學生運動使中國民眾覺醒了，他們認可了新思潮的價值理念，并對新的青年群體充滿了期待。
　　2.勞工神圣：五四學生運動促進了知識分子的新覺醒在五四學生運動的過程中，青年學生逐漸認識到，挽救國家危亡，僅僅依靠學生是遠遠不夠的，必須發(fā)動勞動群眾廣泛參與。他們指出：“國為全國人民之國，學生不過國民之一種，救國大事，斷非學生之力可以濟事。凡為中華民國之國民，均應(yīng)同來出力救我中國”。在“六三”之后，學生更是親自見證了勞動群眾力量的偉大，促進了青年學生的進一步覺醒。如在學生救國會基礎(chǔ)上成立的學生團體國民雜志社，很多成員都是五四運動的直接參加者，在運動中，他們目擊人民大眾，特別是工人階級的無比政治威力，因而初步放下了“五四”以前那種開口閉口斥責國民“愚昧無知”，以國民的“改造者”自居的臭架子，開始談到工農(nóng)大眾的力量?！秶瘛范硪惶枺ㄒ痪乓痪拍晔辉拢┥稀段逅倪\動與青年的覺悟》一文，比較全面地分析了五四運動給予中國青年的影響。其中提到了：“顯示了社會制裁與民眾制裁的力量”、“明晰了聯(lián)合的效用和必要”以及“破除了以前祟拜的錮蔽思想，表示了民眾的真精神是適合于德謨克拉西的運動”等等方面?；谶@些認識，作者認為要貫徹五四運動的“打倒軍閥，反抗強權(quán)，為人類求自由幸福的主張，首先就必須在反軍閥的同時實行平民政治”，為此就必須“加入勞動階級的活動”，只有到勞動階級中去“和他們打成一片，灌輸他們的知識，使他們有組織、有辦法，成無數(shù)個精密完善的團體，那些“騙文憑，做高等流氓、寄生蟲的先生的舊習慣”才能獲得改造。因此，這是“知識階級與勞動階級的大聯(lián)合，是民眾活動和民眾政治實行的第一步，是打倒軍閥，解除社會上種種糾紛的根本辦法”。
　　基于以上認知，青年學生非常注重將新文化、新思想傳播到人民大眾中去。如北大學生創(chuàng)辦的平民教育講演團，五四以后活動異常活躍，在城里和鄉(xiāng)村為勞苦大眾做演講，宣傳新思想。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創(chuàng)辦了平民教育社，發(fā)行《平民教育》；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學生也積極參與了平民教育實驗；晏陽初更是發(fā)起了聞名全國的平民教育運動。
　?。ǘ┪逅膶W生運動既是新文化運動的產(chǎn)物又是新文化的社會化實踐五四學生運動因新文化的思想啟蒙而成，沒有新文化的思想動員，就沒有新的青年群體的崛起，就沒有面對國家危亡青年學生的勇于擔當，也就沒有五四運動的發(fā)生，可以說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產(chǎn)物。對于這一觀點，學界多有論述并無異議，在此不再贅述。也就是說，五四學生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而且，不僅如此，五四學生運動同時也是新文化的一次社會化實踐。
　　從另外的視角來看，陳獨秀創(chuàng)辦《新青年》，旨在喚醒青年，為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建構(gòu)起一個嶄新的青年群體。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是什么？》一文中指出：“新文化運動要注重團體的活動。美公使說中國人沒有組織力，我以為缺乏公共心才沒有組織力。……新文化運動倘然不能發(fā)揮公共心，不能組織團體的活動，不能造成新集合力，終究是一場失敗，或是效力極小”。應(yīng)該說，對于青年一代的思想啟蒙，目的在于建構(gòu)一個新的青年群體，使之成為改造社會的中堅力量。因此，在新思潮的浸淫下，青年逐漸覺醒，開始獨立思考社會現(xiàn)實問題，積極求索國家和社會發(fā)展的道路，社會變革的愿望越來越強烈，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人開始組建團體，青年人日益成為一支不容忽視的社會力量。先是北京一部分學生組織了愛國會，接著又聯(lián)絡(luò)上海、南京、天津、濟南等地的學生，組成了全國性的學生愛國組織———學生救國會。到1918年8月，救國會的成員已有200多人。之后，為了便于展開活動，救國會的成員們于1918年10月20日創(chuàng)立了國民社，并出版《國民》雜志。1918年12月，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等成立新潮社（初為新潮雜志社），出版《新潮》雜志。1919年3月，北大學生成立“平民教育講演團”，旨在“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自覺心”，鄧中夏任總干事，國民社和新潮社的主要成員幾乎都是講演團的成員。
　　這些青年社團的相繼成立，無疑是新文化“運動”的結(jié)果，而文化“運動”的這一過程實際上是對廣大青年深刻的思想動員，通過文化的“運動”完成了新一代青年群體意識形態(tài)認同的初步建構(gòu)，為五四運動的爆發(fā)積蓄了力量，準備了組織基礎(chǔ)。上面幾個青年社團的成員大多參與了五四運動，傅斯年、羅家倫等還成為五四運動的直接策劃和指揮者。因此，從這一層面來看，可以說五四學生運動是由新文化孕育、運動而成。關(guān)于這一點，也許敵對一方的觀點更具說服力。五四運動爆發(fā)后，當時政府教育部的一個主事，在給其上司的處置學生運動的條陳中說：“……北京大學發(fā)行雜志多種，專以提倡過激派偽說。平時教授學生亦本此旨。此次罷學風潮，近因雖由政治問題發(fā)生，而其遠因，未始不由此種學說有以致之”。眾所周知，陳獨秀、李大釗則是條陳中所說的“過激派”學說的始作俑者，因此，盡管從表面來看，五四學生運動因外交問題而起，運動的目標關(guān)乎政治，但運動的源動力則是新思潮的廣泛傳播，是新文化“運動”的結(jié)果，是新文化的一次社會化實踐過程。
　　由此可見，五四學生運動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產(chǎn)物，而且是新文化運動過程中的標志性事件，對于新文化的傳播及發(fā)展影響極為深刻，因此，對于五四精神的考察首先應(yīng)該聚焦于作為學生運動的五四。
　　二、敢于擔當，勇于犧牲：五四青年的重要標識自五四運動發(fā)生后，五四文化就一直處于被建構(gòu)的狀態(tài)之中，與時俱進。但是，對于五四精神的考察，則應(yīng)該追根溯源，一方面要考察五四親歷者的自我認知，另一方面要考察當時社會的評價與認可。
　　1.學生對于五四精神的自我定位從五四親歷者自我認知的角度來看，所謂五四精神就是青年人的敢于擔當、勇于犧牲。作為五四的親歷者，羅家倫認為青年對于國家民族的責任與擔當及勇于犧牲的精神是最大的收獲，并認為這種精神是改造中國的希望所在。他在《每周評論》上發(fā)表的《“五四運動”的精神》一文中指出：“不知這次運動里有三種真精神，可以關(guān)系中國民族的存亡。第一，這次運動，是學生犧牲的精神。從前我們中國的學生，口里法螺破天、筆下天花亂墜，到了實行的時候，一個個縮頭縮頸。比起俄國朝鮮的學生來，真是慚愧死人哩！唯有這次一班青年學生，奮空拳，揚白手，和黑暗勢力相斗，傷的也有，被捕的也有，因傷而憤死的也有，因賣國賊未盡除而急瘋的也有。這樣的犧牲精神不磨滅，真是再造中國的元素”。
　　應(yīng)該說，羅家倫的這種認知是比較客觀的。前面提到，五四以后，白話文雜志數(shù)量驟增至400多種，促進了新思潮的廣泛傳播，但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新期刊大多志向遠大，以改造中國為己任。如《少年中國》確定的宗旨為“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chuàng)造少年中國”；《曙光》的宗旨則是“本科學的研究，以促進社會改革之動機”；《新社會》的宗旨為“考察舊社會的壞處，以和平的，實踐的方法，從事于改造的運動，以期實現(xiàn)德謨克拉西的新社會”；《覺悟》的目標是做學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業(yè)，即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覺”“自決”等等?？梢哉f，經(jīng)歷了五四運動的洗禮，對于許多知識青年來說，天下要擔負在他們肩上是個非常直接的感覺。1919年8月，毛澤東大聲疾呼：“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這種舍我其誰的歷史擔當，是五四青年的重要標識。
　　2.教育精英對于五四精神的認知關(guān)于五四精神的認知，陳獨秀與羅家倫的觀點也基本一致。五四運動一年后，陳獨秀把五四精神歸結(jié)為兩點：一是直接行動，二是犧牲精神?！爸苯有袆?，就是人民對于社會國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動，加以制裁，不訴諸法律，不利用特殊勢力，不依賴代表”。顯而易見，正是因為學生已經(jīng)覺悟，認識到對于國家民族的未來命運自己責無旁貸，才會有面對國家危亡時刻的“直接行動”和“犧牲精神”。
　　當然，作為激進的知識分子，陳獨秀與學生的觀點一致不足為奇。作為并不激進的知識分子，蔡元培對于學生的社會擔當也著清晰的認知，他指出：“五四運動以后，學生有兩種覺悟是最可寶貴的：一是自己覺得學問不足，所以自動的用功；二是覺得教育不普及的苦痛，所以盡力于平民教育。這兩種覺悟，很見得與前不同，不能不算是五四運動的紀念”。當然，我們承認，五四之后，新青年群體出現(xiàn)了分化：一部分學生回到教室，回歸自己的學生本位，致力于學業(yè)；大部分學生則走向激進，以革命救國為己任。然而，無論是讀書救國，還是革命救國，青年學生的這種選擇都是社會擔當?shù)捏w現(xiàn)，只是選擇的路徑不同而已。
　　3.社會對五四青年的基本認知不僅五四的親歷者對于學生的敢于擔當、勇于犧牲的精神有清晰的認知，作為旁觀者，時任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對于學生在運動中表現(xiàn)出的擔當和犧牲精神也是印象深刻，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學生們英勇不屈并團結(jié)一致地進行工作。政府很快看到，雖然它可以拘禁他們，但卻無力阻擋他們所產(chǎn)生出來的憤激情緒的浪潮。全國各地人民發(fā)出了怒吼，人們承認，只要學生愿意，他們就能使全國人民起來反對政府……。到六月四日，北京有近一千名學生被拘留；后來被捕的人考慮得很周到，他們在出發(fā)演講的時候就隨身攜帶裝著食物的背包”。顯然，學生們知道走上街頭抗議游行對他們意味著什么，但面對危險，他們沒有選擇退縮，而是直面危險，敢于犧牲，因為他們認為為了國家民族的未來自己責無旁貸。可以看出，在芮恩施的眼中，五四運動使中國民眾覺醒了，他們認可了新思潮的價值理念，并對新的青年群體充滿了期待———人們承認，只要學生愿意，他們就能使全國人民起來反對政府。
　　應(yīng)該說，芮恩施對五四青年的評價是比較客觀真實的，多年之后，人們在回憶起五四，對于青年學生的勇于擔當仍是記憶猶新，“被春雷喚醒了的蟄蟲小鳥一樣，紛紛的在大地上活動，在溫暖的春風里跳舞”；不僅自己要因應(yīng)念書和救國的雙重要求，又要同時向舊禮教和帝國主義者進攻，還要“替被壓迫的同胞鳴不平”，的確是什么都承擔在肩上，也什么都要過問。
　　由此可見，無論是從五四運動親歷者的自我認定，還是從當時其他群體的社會評價來看，“敢于擔當，勇于犧牲”是五四青年的重要標識，這應(yīng)該成為五四精神的內(nèi)核。
　　三、覺悟青年擔當救亡重任：新文化運動的目標預(yù)設(shè)當然，對五四精神的考察，我們也應(yīng)該從宏觀考量，從廣義的五四運動來進行甄別，尤其是對新文化運動的目標預(yù)設(shè)進行探討。
　　《新青年》（《青年雜志》）創(chuàng)刊號社告中就明確宣示，“本志以平易之文，說高尚之理。凡學術(shù)事情足以發(fā)揚青年志趣者，竭力闡述，冀青年諸君于研習科學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我們知道，《新青年》是文學革命的發(fā)起者，在五四時期《新青年》的聲譽也是因其倡導(dǎo)文學革命的原因，然而，主辦者的宗旨則并非局限于鼓勵青年致力于學術(shù)研究，而是要使青年獲取精神上的滋養(yǎng)，即思想啟蒙。在雜志社創(chuàng)刊號的社告中，第一款就開宗明義地指出：“國勢陵夷，道衰學弊。后來責任，端在青年”，明確宣示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命運掌握在青年一代手中，青年人應(yīng)有為國分憂的擔當，“修身以治國”。李大釗則強調(diào)：“吾輩學生，于國民中尤當負重大之責任，研究精神上之學術(shù)者，助我國民精神上之發(fā)展；研究物質(zhì)上之學術(shù)者，謀我國軍事工藝器械之發(fā)達。”當時擔任《學生雜志》編輯的沈雁冰也倡言學生為社會之“中堅”，鼓吹救國之責任非學生界莫屬。
　　蔡元培也同樣認為挽救國家與民族的危亡，青年學生責無旁貸。蔡元培在《國民》創(chuàng)刊號的序言中指出：“向使學生而外之國民均能愛國而盡力于救國之事業(yè)，使為學生者得專心求學，學成而后有以大效于國，誠學生之幸也。而我國大多數(shù)之國民方漠然于吾國之安厄，若與己無關(guān)，而一部分有力者乃日以椓喪國家為務(wù)，其能知國家主義而竭誠以保護之者，至少數(shù)耳。求能助此少數(shù)愛國家，喚醒無意識之大多數(shù)國民，抵制椓喪國家之行為，非學生而誰？嗚呼！學生之犧牲其時間與心力，以營此救國之雜志，誠不得已也”。
　　由此可見，無論是從親歷者自我認知還是從社會認知與評價的角度，無論是從狹義的學生運動還是廣義的文化運動的范疇，五四青年最為重要的標識都應(yīng)該是青春擔當，他們把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主動放在了自己的肩上，為了這種責任與擔當去奮斗、去犧牲而義無反顧，這應(yīng)該是五四文化“運動”中的精神永恒。
　　五四百年，百年五四。五四運動發(fā)生后的第二年，中國知識分子就開始紀念五四。李大釗在1920年紀念五四運動時說：“我盼望中國學生界，把這種精神光大起來，依人類自由的精神撲滅一切強權(quán)，使正義、人道，一天比一天的昌明于全世界，不要把它看狹小了，把它僅僅看作一個狹義的愛國運動紀念日。我更盼望從今以后，每年在這一天舉行紀念的時候，都加上些新意義”。后來的事實也確實如此，對于五四的紀念，每個時代都是各取所需，對五四文化進行新的詮釋，五四也從而成為“運動”著的文化，對此學術(shù)界歷來眾說紛紜。但有一點我們應(yīng)該清楚，能夠為不同時代、不同政治力量所用，五四文化能夠與時俱進，意味著五四精神的內(nèi)核是具有普適性的，它對于任何時代、任何派別都是有價值的。在我看來，五四精神的內(nèi)核就是“青春擔當”，是青年一代對于國家民族未來命運的責任與擔當，這是構(gòu)建五四精神燈塔的基石，沒有責任與擔當?shù)囊庾R，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等等都只能是空中樓閣。因此，面對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歷史使命，激活青年一代的“青春擔當”意識，應(yīng)是我們對百年五四最好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