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子宜
《我不知道該說什么，關(guān)于死亡還是愛情》這部作品有很多個名字，好作品的確值得多個名字。原版書籍叫作VoicesfromChernobyl，《來自切爾諾貝利的聲音》，從書名中恍惚間就可以聽到書里幸存者的低語和吶喊；另一個譯版叫作《切爾諾貝利的祭禱》，也是市面上流通較廣的版本，我買到的也是這一版本，“祭禱”，從封面上就給讀者的心沉沉一擊，從翻開封面的那一秒喘不過氣；
而我最喜歡的譯版是《我不知道該說什么，關(guān)于死亡還是愛情》，死亡和愛情，看似不搭邊的一組詞語，要等真正看完第一個故事“孤獨的人類之聲”才能明白死亡是什么死亡，愛情又是怎樣的愛情。
　　死亡和愛情是從第一個故事里面引出的，消防員奉命奔赴火場，在半夜里，安撫妻子睡下后，奔赴“普通火情”，輻射爆表，丈夫被關(guān)在沒有通行證不得入內(nèi)的醫(yī)院。妻子被禁止與丈夫擁抱、接吻，在這里，愛與親密變成了禁忌，一切，為了科研，為了國家。最后留下的，是離去后仍然留給科研的、內(nèi)臟組織從嘴里冒出的，丈夫；是出生即肝硬化、沒留下名字只有靈魂的，女兒；是說“人們都不想傾聽死亡，但我給您講述了愛情……我是怎么愛的……”的，妻子。
　　這是愛情，這也是死亡。同樣的，我把它解讀為，希望和悲涼。切爾諾貝利從頭到尾都是那么得美麗，陽光下閃著微弱亮光的東西……閃閃發(fā)光的結(jié)晶，微小的顆粒，這是核輻射的載體再現(xiàn)，農(nóng)場的牛成群結(jié)隊地在農(nóng)場里吃草，葉子長在樹上，馬鈴薯在土地里好好地長著，陽光灑在木屋上，貓和狗在暮春陽光里打著盹，空蕩蕩的房間里，剛出爐的面包和亮紅的伏特加，一切都洋溢著生活氣息。這是希望，但好像一切又都是假象，安靜的日子里，痛苦在自然而然、一聲不響地發(fā)生。希望和悲涼，
就這么相融相織，裹挾在暮春的切爾諾貝利里，在30多年后的書頁里發(fā)酵，成為眼淚，滾落眼眶。
　　回憶對于幸存者和采訪者都是很痛苦的一部分。書中有被采訪者說“我無法回答，我不想讓別人知道 我在那里經(jīng)歷的一切”，“為什么要記住過去？為了正義？為了自我釋放，再忘掉？”“記憶算不上知識，只是自我感覺”“回憶對我來說，是個禁忌的話題，我無法大聲說出來”“我不喜歡記者，我想你們也不會喜歡我”……他們都討厭回憶，盡可能把那些記憶都忘掉，都拋棄。
　　可記者在觀察、在記錄、在滿足好奇心。有一段時間，我曾一度認為，記者是個很殘忍的職業(yè)。后來我才慢慢發(fā)現(xiàn)，這些痛苦的記憶，于當事人而言，說出來更像是一種釋然，一種解脫，銘記沒什么大不了的，逼自己遺忘掉才是一種令人難過的能力。而我需要做的，僅僅是，記載真實。現(xiàn)在我好像明白了，新聞價值永遠需要站在人倫道德的前列，新聞工作者是整個社會看到真實的那只眼睛。我開始明白銘記的意義，以及聆聽、記錄的意義。
　　本書作者阿列克謝耶維奇說，她感覺她不是在書寫現(xiàn)在，而是記錄未來。當年那么多學者專家包括民眾警察，他們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該怎么做，去停止這一場白色恐怖，作者記錄下來這一切，是為了什么？是為了警醒當時的他們嗎？是為了紀念嗎？并不是。我想，這是為了傳遞價值，記載歷史，是為了讓后代知道歷史長河里的那一小段時間里，天空是什么顏色。這是口述史的意義，也是紀實的意義。
　　我喜歡的傳播學老師陳銘說過這么一段話：“新聞工作者的本質(zhì)是社會的瞭望者，如果說一個社會是一艘大的海輪的話，新聞工作者是站在最高的那個瞭望臺上有望遠鏡看一下遠方的航道的人，他看的是遠方的海面上有沒有可能有礁石冰山，然后他要讓整個社會的巨輪規(guī)避這些可能會讓他觸礁的地方。所以這就是為什么普利策獎三年評選的時候，并不是把會點擊率或者流量作為他的關(guān)鍵，而是這個新聞背后所反映的那個礁石，冰山對整體社會運行所造成的長遠而持續(xù)的影響。”
　　我認為此書正反映出了那塊礁石，我，我們有能力依靠它讓白色恐怖遠離我們，遠離世界。風險失控時，世界是什么樣子？書里都告訴我們了?！皼]有人是孤島，能自成一體。每一個人都是大陸的一部分。如果海浪沖掉一塊巖石，歐洲也隨之減少。如同海岬失掉一角，如同我們失去朋友，或一塊自己的領(lǐng)地。所有人之死都是我的哀傷，因為我是他們中的一員。所以，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為你敲響。”
　　這是回切爾諾貝利的路嗎？不，回切爾諾貝利沒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