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小學畢業(yè)。還沒到畢業(yè)時間，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小學基本讀完，初中和高中的文化課程學得很少，非常熟悉的是“三機一泵”（電動機、柴油機、拖拉機及水泵）和寫大批判文章。1977年聽到恢復高考消息時，我是鄉(xiāng)廣播站站長，工資由縣財政支付，當時算有一個不錯的工作了，但小時候朦朦朧朧地形成的所謂理想什么的突然一下子涌動起來，不斷在我腦海里升騰翻越，激動得我熱血沸騰了好長一段時間。
　　為了參加那次歷史性的高考，我設法去借到了文革前高中數(shù)學、物理、化學這三門課程的全套教材。教材拿到以后，很快翻閱全部目錄，發(fā)現(xiàn)大概有80%的內(nèi)容根本沒學過，一下就傻了眼，身體也涼了半截，木然地坐在寫字臺前半天沒有挪動一下。隔了好一會，從小做夢都想上大學的那股勁又開始在身體的某個部位起作用，讓我慢慢地提起精神。思來想去，決定利用自己曾經(jīng)干過一年初一英語老師打下的一點基礎，選擇報考“外兼文”專業(yè)。這樣，只要重點攻一門數(shù)學，也許會有更多一點希望。
　　我所在的廣播站有四位工作人員，當年有兩人要參加那次高考。作為站長和鄉(xiāng)里的“第二支筆”，我的復習沒辦法自主安排，時間很少。家鄉(xiāng)所在中學定期開設很多卓有成效的輔導課，苦于不能影響工作，也不好意思用權犧牲同事的復習迎考，我只能把復習迎考更多地依靠自己的挑燈夜戰(zhàn)。那時的物質條件很差，看書到半夜，經(jīng)常肚子咕咕叫，很多時間只能喝點冷開水對付一下，有時要喝很多才能對付過去，但要命的是在凌晨特別好睡的時候，經(jīng)常會因為做夢到處找不到廁所而不得不醒過來，搞得第二天有時哈欠連天。
　　記得填報志愿時，除復旦大學新聞專業(yè)以外，其他填的都是師范。填報新聞專業(yè)是因為我當時不僅擔任廣播站長，還兼著鄉(xiāng)里第一土記者的職務，希望沾上一點所謂“專業(yè)對口”的光；填師范專業(yè)是因為鄉(xiāng)下的小孩一般都很崇拜老師，自己當過一段時間民辦教師的感覺也非常好；沒有進入外語專業(yè)而到了中文系，是因為當年最后錄取時劃了一條年齡杠子，我正好被劃出去。不管怎么說，能夠一舉考中，也算成事在天和謀事在人各占一半了。
　　1978年3月1日上午10點左右，我接到江蘇師范學院的入學通知書。同一天上午，縣委組織部副部長和干部科長也走進了我們鄉(xiāng)政府大院。午飯后不久，鄉(xiāng)黨委秘書，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第一支筆”來找我，一邊告訴我縣委決定任命我為鄉(xiāng)黨委秘書，接他的班，屬于暫不轉戶口的國家半脫產(chǎn)干部，一邊問我準備怎么選擇。可能確實由于小學時代夢寐以求的東西起作用，也可能我的第六感覺似乎一直在提醒自己其實是非常不合適當干部的，于是我不假思慮地明確表態(tài)：上大學讀書！記得從中學團支部書記到鄉(xiāng)團委副書記，從單純的土記者到廣播站長，對我而言，所有那些“升遷”都是被動的，沒有任何一點是內(nèi)驅力的成就。進入大學后，我是當時全班唯一的中共正式黨員，也有地方小干部的經(jīng)歷，班主任老師一定要我當正班長，經(jīng)過再三推辭，最后我只答應做副的，一直做了四年。
　　沒有選擇留在地方當干部，家鄉(xiāng)很多人都說我選擇錯了，但我至今沒有懊悔，因為上大學畢竟讓我圓了一個孩提時代想當教師的夢。1989年，我在本校學報上發(fā)表題為《讀〈詩〉月知》一文，開篇幾句是這樣寫的：“幼失其學，三十未立，此吾之怨也；學業(yè)既成，書緣頓失，此吾之痛也。然則學子之誠難泯，忘形于《詩》，熱衷于《騷》，亦吾之樂也。深知失學無思，難就宏論，愿黽勉自勵，力踵亭林。嗟乎！終日效職，不遑撫讀，鮮獲心得，焉有‘日知’？故別撰‘月知’之名，以志罔殆之情，且示不敏之資。如蒙不嫌葑菲，見憐萬一，則躊躇滿志，幸甚至哉矣！”這非常真切地表達了我內(nèi)心一直縈回不去的一片情思。
　　兒時的夢想似乎有點依稀朦朧，仿佛又如影隨形，現(xiàn)實則使我安下心來。不管我是否盡了足夠的努力，教學與科研工作一直在不影響本職管理工作的前提下還是“日日新，又日新”的，因此，我總是能沾沾自喜于自己其實非常微不足道的一點點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