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禮士路校址


　　記者顧杰陳銳1961年春節(jié)前，梁姍如離開北京，乘坐駛往江西的火車回家過年。在株洲停靠的時候，大家都下車拿火車票去排隊買燒餅。她看到隊伍前的好幾個小伙子買了不少，突然，不知從哪兒沖出來一個蓬頭垢面的小孩子，搶了人家手里的燒餅就跑。當時正下過一場大雨，滿地都是泥。梁姍如看見那小孩剛跑不遠，一個踉蹌，就重重地摔在了泥水里，一時泥水四濺。追過來的人們氣瘋了，使勁毆打這個小孩。小孩就抓著兩個燒餅使勁啃，好像那些拳頭對他一點作用都沒有。梁姍如說，“這個時候，我們才意識到，社會秩序已經開始有些混亂了。”
　　這一年，是所謂的“三年困難時期”的最后一年。從1959年至1961年期間，由于大躍進運動以及犧牲農業(yè)發(fā)展工業(yè)的政策，導致了全國性的糧食短缺和饑荒。這一年，距離包括梁姍如在內的1959級北京廣播學院學生畢業(yè)還有兩年。
　　“病號飯”與“人造肉”
　　在困難時期，北京的大學生成了國家重點保護對象。剛開始“還沒那么困難”的時候，他們的基本溫飽可以得到保障。當然這也包括北京廣播學院三個系的一千多名學生，這一千多名學生每個人能夠得到的保障是一個月半斤肉和三十斤糧食，而在61年以前，大家在食堂吃飯是不定量的。后來糧食不夠了，就開始定量了。所謂的定量就是把學生分成若干組，每組一桌，一盆飯和一盆菜大家分著吃?？墒怯捎趪医洕a情況的持續(xù)惡化，還是有很多學生出現(xiàn)了浮腫。
　　“這是普遍情況?！?9級校友姜平章向記者強調說，“由于吃不飽，上第四節(jié)體育課的時候我們爬不上樓，后來體育課就直接停掉了?！?br>　　當時學校還開設了病號飯，就是一碗面條或者一個玉米餅子上面有幾顆黃豆。當時的糧食主要是饅頭，但因為沒有蘇打所以根本沒法發(fā)酵，“兩個饅頭吃下去后肚子一點感覺也沒有，后來爬樓梯的時候就像電影里的紅軍過雪山似的，一點一點往上爬。”梁姍如說。
　　即便如此，當時廣院的學生們還是想了不少“土辦法”。姜平章和他的同學胡永貴有時候就蹲在搜集馬路上楊樹落下的葉子，洗干凈以后放到開水鍋里煮一下，煮到葉子都變色的時候，再撈出來放在涼水里泡著，通常要泡三，五天才能徹底去掉其中的苦味，但有時候餓得受不了，也就一口吞了，盡管難吃，所有人還美其名曰“人造肉”，“邊嚼邊想像你在吃肉就有感覺了，”姜平章一臉嚴肅地說?？嘀凶鳂?，大概如此。
　　雖然日處時艱，有時候姜章平，胡永貴們還能吃上些現(xiàn)在也吃不上的“大餐”，因為當時每每國家派海軍去海里打魚，總會帶回來分一部分給廣播學院，學校再把這些都分給了學生。而在學校過年的同學每人還能吃到半碗羚羊肉，都是摩托部隊從內蒙古打來的。
　　梁姍如回憶起當時的情境，還是忍不住笑得像小孩子一樣，“那時候的肉真的好鮮好好吃??！”當然，這些特殊供應也改變不了學生胃里普遍的窘境，當時學生吃的菜都不敢用牙齒咬，因為葉子里夾雜著好多沙子，一咬沙子在嘴里嘩嘩響?！昂髞砦覀兿肓藗€辦法，倒一碗開水，把葉子在水里使勁涮，涮完把葉子吃掉，再把上面的湯喝掉，下面的沙子扔掉?！绷簥櫲缯f，“也不知是什么菜，把葉子曬干，加點鹽加點油就煮著吃了?！?br>　　恰同學少年讓我們再把目光放回到1959年，那時的北京廣播學院還未搬遷至定福莊1號，而是位于現(xiàn)在中央臺舊址旁邊的一棟馬蹄形的大灰樓內。一層是食堂，二層和三層是教室，四層和五層是宿舍。
　　最不可思議的是，當時的運動場就建在房頂上。“那時候打排球、踢足球、跑步跳繩都在房頂上進行，因為只有那一個運動場?！绷簥櫲缯f。略顯簡陋的運動場是學校里最朝氣蓬勃的地方，即使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學校還組織學生一起在那兒練太極。
　　1959年是北京廣播學院本科招生的第一年。前文提到的梁姍如、胡永貴、姜平章等59級校友都是在那一年通過高考考入廣播學院的。對于他們這些外省的考生來說，考入北京高校，并非易事，每省只有5、6個名額。
　　當年的廣播學院全校有一千多名學生，共設三個系，分別是新聞系、無線電系和外語系。外語系主要教授小語種，很多學生都來自新華社或專業(yè)的外語學校，他們來廣院進行第二外語的學習。令人很難想象的是，在外語系的歷史上，曾經教授過一種沒有文字的語言，授課時完全沒有文本參考，僅靠聲音進行傳播。類似的小語種專業(yè)培養(yǎng)的是對外廣播的專業(yè)人才，同時也是為了配合國家的外交政策而進行的專門人才的培養(yǎng)。無線電系則教授廣播的發(fā)射、收音機的原理和制作等無線電技術課程。
　　梁姍如回憶說，有一次老師讓他們班的學生自己分組并自己動手組裝收音機，看著桌上滿滿一堆零件，誰也不知道怎么辦。“結果我們組的收音機怎么也收不到音?！毕肫甬斈晖拢唤α似饋?。
　　當年的新聞系下設有電視攝影班，起初共有50多人，在困難時期規(guī)模被壓縮。由于國家財政困難，很多地方臺都被迫下馬，畢業(yè)分配工作時很多電視攝影班的學生都沒有分配到工作，于是學電視的畢業(yè)生大部分被轉入廣播臺當編輯，直到經濟條件改善才被調回電視臺工作。
　　在姜平章、胡永貴、梁姍如的記憶里，當年的廣播學院每個班都有固定教室，學生們一般在教室里上晚自習，有幾個廣東來的學生，初次到北方，根本就不知道北京的冬天有多冷，坐上火車打著赤腳穿著短褲就來上學了。結果到了冬天連過冬的棉衣都沒有，上晚自習凍得直哆嗦?！皩W校特別照顧同學們，馬上統(tǒng)計有多少人沒有棉衣棉被，然后發(fā)給他們?！?br>　　除了晚自習，在禮拜天的晚上，所有學生還能圍攏在一起看電視，就像現(xiàn)在電影院里看電影一樣。“當時學校也沒有什么硬件設備，唯一比較好的就是每個班配一臺電視機，”姜平章說，“這在北京高校是獨一無二的，是我們廣播學院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br>　　當年的電視節(jié)目盡管沒有如今這么豐富，但基本的新聞節(jié)目、體育比賽和電視劇都有。那時候的電視劇和如今的話劇類似，演員在現(xiàn)場進行對唱，后頭的背景就播放影像?！澳菚r候采編班四十幾個人，一有新聞、比賽，大家就擠在一起看?！闭麄€教室就像一口下滿了餃子的鍋。
　　在這段年華中，也有許多人走到了一起。據(jù)胡永貴回憶，有一回系里有人結婚。曾經的59級校友，原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臺長張振華就寫了一副對聯(lián)送去，上聯(lián)是“無線電系辦喜事并非無線相系”，下聯(lián)是“有情人終成美眷原是有情在先”，詞詞應景，句句有情。
　　梁姍如和姜平章也正是這樣的一對“師出同門”的夫婦，他們在大學時因是同班同桌而相識，然后相戀，畢業(yè)后被分配到同一個地方工作，后來組成了美滿的家庭，攜手走過了50年的風風雨雨?！拔液退峭溃凑褪腔ハ嗾劦脕?。”姜平章略帶靦腆地微笑說。這時候胡永貴打趣道：“你們千萬別向他們學習，但也可以學，學他們熱愛學習的精神。”
　　師恩難忘1962年的一天，上課鈴響了。胡永貴和同學一道走進教室準備上社會知識課。那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課程，基本上無所不談，無所不包。胡永貴坐定后，看見從教室外走進一個身寬體胖的中年男人，穿著一身筆挺的中山裝，腦袋微胖，鼻子上架著一副大鏡框眼鏡，眼睛溫和而有神。他幾乎第一眼就認出了那是吳晗！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歷史學家。當年上課的具體內容胡永貴已很難回憶起來，“他最后那句話我一直記得，他說‘學習沒有捷徑，只有刻苦努力，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除了吳晗，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耿飚、人民日報社社長鄧拓、著名哲學家任繼愈、經濟學家許滌新等都為廣院學子上過課，這些全中國一流的知識分子在學識上可謂一時無二，一時間學校里大師云集。
　　而這一切，都要拜一人所賜，他的名字叫溫濟澤———原中央廣播事業(yè)局副局長、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教師。59級新聞系的學生都非常敬重這位老師，姜平章回憶說，“我和溫濟澤可以說是忘年交，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就是溫濟澤。我們很多同學都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br>　　溫濟澤年輕時曾在南京進行革命工作，后被國民黨抓捕，差點在雨花臺被殺害，后來地下黨把他救出，把他帶回了延安。溫濟澤成為了延安新華社口語廣播部的負責人。當年溫濟澤和周恩來同志同屬一個黨小組，溫濟澤是黨小組組長?！昂髞頊貪鷿沙闪藦V播事業(yè)局二把手，所以只有他出面才能請來那些著名學者為我們上課”胡永貴說。
　　1957年，溫濟澤被錯劃成右派，一段時間后便被下放至北京廣播學院，但是當他在廣播學院教書教到第六年的時候，“文革”浩劫又開始了，他再次遭受劫難。他所寫的文稿和出版的書籍，多半被燒毀，罪名是“四舊”，是“修正主義”；甚至連建國之初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新聞班和北京大學新聞專業(yè)講授新聞廣播學的講義，以及剛剛出版的《馬恩列斯論報刊·列寧論廣播》，也都被付之一炬。而他的肺部被打傷，加了鋼條，“鐵肺”成了伴隨他一生的名號。
　　在姜平章的回憶中，當年溫濟澤既是右派，又是反黨學習團的首領，可謂當時“惡勢力的頭子”，但是他為同學上課的時候從來沒有灰心喪氣過，什么時候看見他都穿著一身筆挺的中山裝，神采奕奕，保持著作為一個教師應有的風范。“他是忠誠于黨，相信黨的，所以他任何時候都很樂觀，絲毫不受影響?！苯秸抡f。
　　周新武是當年北京廣播學院的院長，“我覺得我們的院長對人充滿了感情，很近人情，對人特別好?！苯秸禄貞浾f。在周院長的領導下，當年學校對學生都特別照顧。尤其是困難時期，吃穿都盡量為學生考慮。學校盡可能安排，改善同學的生活?！爱敃r放暑假還組織我們到中央臺去勤工儉學。我就在圖書館抄卡片，一個月賺了30塊錢，當時工人一個月工資也就二三十?！绷簥櫲缯f。
　　當年廣播學院還有一批年輕的教師，他們剛從大學畢業(yè)就被分配進入廣播學院任教，算起來比學生大不了幾歲。這其中就有我校趙玉明教授。1959年，他從人大新聞系畢業(yè)后就走上了教師崗位，他曾經謙遜地對59級的學生說，“你們是大學生，我們是小老師?！?br>　　受一批良師的影響，當年的廣院學子刻苦學習，創(chuàng)建了良好的學習氛圍，培養(yǎng)了優(yōu)秀的個人品質。很多同學周末都不出校門，而是呆在圖書館看書。每天六點就起床刷牙洗臉，然后早讀。當時學校很重視學生政治上的修養(yǎng)，1962年，《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同學們得到消息，拿了凳子和墊子，半夜去新華書店門口排隊，困了就在地上躺會兒。“那是信仰的力量?！焙蕾F說。
　　對知識的可敬與追求，對人的關懷與熱愛，對信仰的忠誠與堅持，是當年的廣院教師打進學生骨髓里的信條，終成為59級校友50年后念念不忘的回響。
　　歸來：信仰和時代1963年，一批來自中國各個省份的年輕人離開了他們四年前到達的復興門外的那棟大灰樓，去了中國各地的電視臺和廣播臺，短短的敘述絕不足以描述他們在北京共同受道解惑的四年。50余年過去了，59級校友再聚首，當年的年輕人已成為白發(fā)蒼蒼的老人。伴隨著共和國歷史成長起來的他們，仿佛在當今中國傳媒大學的校園內找到了心靈的慰藉和歲月的安慰。所謂中國廣播事業(yè)的“黃埔一期”，曾經戰(zhàn)斗在中國新聞廣播事業(yè)發(fā)展的第一線，固然年輕不在，洗盡鉛華，但他們的歸來，仿佛重述了那句名言：“老兵不死”，如果一定要再加上一個注腳，希望他們的故事能靜悄悄的徜徉在中國傳媒大學路邊的白楊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