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院 何止
　　我校第24次教育工作討論會把激發(fā)學生的學術志趣作為改革的著眼點和切入點，關于學術志趣的討論正在清華園中深入展開。本期特刊發(fā)教育研究院何止教授的文章，與讀者分享他對“學術志趣”的觀點和思考，也歡迎讀者朋友參加討論?！幷?br>在研究型大學積極倡導與張揚學術志趣，我完全贊成，而且不會有太多的質(zhì)疑和歧義；但對于學術志趣究竟如何定位，則可能會有爭議和疑問。有人認為，缺乏高遠的學術志趣，將來難以成為學術大師；有人主張，學術志趣也是造就國家棟梁的重要基礎；當然還可能有人會覺得，現(xiàn)代社會的興業(yè)之才也必須有學術志趣的鋪墊，等等。上述看法當然都有一定道理，而且也認識到了學術志趣的重要性。但這些看法也不免有將學術志趣作為工具的功利主義之嫌。由此，我更愿意倡導一種“莫問收獲，但問耕耘”的解讀，因為學術志趣作為學者的一種境界與追求，它本身就是目的，而絕非僅僅是實現(xiàn)某種目的的手段。將學術志趣當作手段，我想也不會得到學者們的認同，因為這與我們倡導學術志趣的目標適得其反！
　　學術志趣是一種將學術追求與學術研究作為人生方向的長遠興趣，是一種與人的生命相統(tǒng)一而真正的內(nèi)在興趣，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個體興趣。這種學術志趣作為一種個人志向的興趣，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則是它本身就是學術的目的，而絕非學術的手段。曾經(jīng)記得過去讀曾國藩的著作，印象頗深的是他那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豪言：“不為圣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獲，但問耕耘”。據(jù)說這是曾國藩身為翰林大人在京修身時期為勉勵自己而手寫的一幅對聯(lián)，也是曾國藩的座右銘。我認為“莫問收獲，但問耕耘”這句名言是對學術志趣的定位最好的說明。這個表述實際也是中國文化與歷史中 “志存高遠”之士的自我誡勉。正是這種破釜沉舟的堅決態(tài)度、不流于俗的雄心壯志，使曾氏得以從一個默默無聞的農(nóng)家子弟一躍成為名垂青史的封疆大吏，成就了其非凡人生和千秋功業(yè)。而這樣的說法，也頗得文人志士唱和。比如，梁漱溟先生對曾國藩的這一人生觀和座右銘便十分欣賞，并曾經(jīng)專門書寫之；聞一多先生在其詩集《紅燭》中，也引用“莫問收獲，但問耕耘”為序詩的最后一句，既激勵自己，也鼓舞世人。從歷史上看，這種“莫問收獲，但問耕耘”的準則，實際正是歷代仁人志士追求的人生境界。
　　縱觀中國歷史與現(xiàn)實，這種“莫問收獲，但問耕耘”的學術志趣，也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學術品位，是他們做學問的一個基本圭范。我在讀梁啟超先生的家書時，曾經(jīng)看到他與梁思成的一段書信。當時，梁思成已經(jīng)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了三年，他覺得自己每天都在畫圖繪制，擔心自己會成為一個畫匠，而不符自己當年追求的理想，于是向父親抱怨和求教。梁啟超在1927年2月16日的回信中，十分用心地說道：“思成來信問有用無用之別，這個問題很容易解答。試問唐開元、天寶間李白、杜甫與姚崇、宋璟比較，其貢獻于國家者孰多？為中國文化史及全人類文化史起見，姚、宋之有無，算不得什么事。若沒有了李、杜，試問歷史減色多少呢？”由此告知梁思成應該安下心來，踏踏實實地去好好學習。在同一封信中，梁啟超還引用了曾國藩的上述兩句話鼓勵梁思成：“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兩句話 ‘莫問收獲，但問耕耘’。將來成就如何，現(xiàn)在想它則甚？著急它則甚？一面不可驕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性弱自餒，盡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則可以無入而不自得，而于社會亦總有多少貢獻。我一生學問得力專在此一點，我盼你們都能?！庇纱烁嬲]年輕人，不必刻意去想將來的成就，只要現(xiàn)在努力耕耘，必會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這樣的告誡，何嘗不是對學術志趣最好的注釋？今日的青年學子又何嘗不能從中得到若干啟迪呢？
　　可以說，學術志趣的基本要義與精髓正是這種 “莫問收獲，但問耕耘”的境界。具備了這樣的學術志趣，才能真正做到在學術追求的過程中，不為艱難險阻而躊躇，矢志不渝，勇往直前；只有形成了這樣的學術志趣，才能夠不為利益得失而逡巡，患得患失，經(jīng)得住“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考驗；而只有牢固樹立了這樣的學術志趣，才能夠最后攀登學術的巔峰，進而獲得“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幸福體驗。
　　在現(xiàn)代社會中，對這樣一種“莫問收獲，但問耕耘”的學術志趣，肯定會有人嘲笑其不問目的的迂腐；也肯定有人在心底里覺得這樣的境界只能是“天方夜譚”；還必定會有人鄙視這樣的定位“太虛”，不實事求是，甚至有人會認為這樣的立志只是一種“虛偽”，認為世界上哪有如此之事之人，等等。的確，要真正具備和形成這種“莫問收獲，但問耕耘”的境界與品位，真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這種境界與品位確實不符合現(xiàn)代社會所謂 “理性人”的假設。以現(xiàn)代科學的評價標準來衡量，恐怕也缺乏效率或效益的內(nèi)涵。至于投入產(chǎn)出的計算，更是相去甚遠。然而，這也正是今天清華大學倡導與張揚學術志趣的可貴之處。毋庸置疑，現(xiàn)實生活中的功利主義與這種只是目的而非手段的學術志趣是背道而馳的。我們知道，真正的學術絕不是經(jīng)營，學術研究更不是經(jīng)營的功夫，知識創(chuàng)新也不單純是市場 “通貨”的交換對象。而學術志趣所具有的單純目的而非手段的價值與意義，恰恰是學術研究與知識創(chuàng)新的內(nèi)在邏輯。1927年8月29日，梁啟超在家書中還說：“我國古來先哲教人做學問的方法，最重‘優(yōu)游涵飲，使自得之’，這句話以我?guī)资曛?jīng)驗結(jié)果，越看越覺得這話親切有味。”換句話說，學術作為一種探索道理與新知的活動，須以從容而執(zhí)著的態(tài)度，孜孜不倦，深入體會，方可達致。
　　學術志趣的這種 “莫問收獲，但問耕耘”的內(nèi)在邏輯是客觀的，具有很強的約束力，并且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而發(fā)揮作用的。君不見，那些工于心計的人，最后往往是南轅北轍；那些急功近利的人，結(jié)果常常是事與愿違；那些急于求成的人，其最后結(jié)果往往是一事無成。這是學術的狡黠，也是學術的奧秘之所在。因為有時往往是你越在意，可能你所期待的結(jié)果越不會達到。而如果你拋棄這些患得患失的顧慮，欣賞與享受學術過程的各種體驗，最后往往是結(jié)果不期而至?？梢哉f，這也正是老子在《道德經(jīng)》最后一章所說“圣人之道，為而不爭”的涵義。當然，這樣的說法并非暗示學術志趣的這種定位與潛在目的仍然是追求功利。它只是強調(diào)，這些現(xiàn)象無非都是客觀規(guī)律的體現(xiàn)。而在學術界，只有遵循這種學術志趣的規(guī)律與邏輯，才能夠真正獲得學術的“正果”。
　　而且，我之所以如此贊賞清華大學倡導學術志趣的舉措及其“莫問收獲，但問耕耘”的學術境界，還因為它具有非?，F(xiàn)實的價值與意義。甚至對當前中國學術活動存在的問題具有非常鮮明的針對性。實事求是地說，在社會轉(zhuǎn)型的過程中，市場的交換律似乎支配了現(xiàn)實生活中一切行為，所有的活動都被所謂的“收益”牽著走，以至于出現(xiàn)一種“魂不守舍”或心為物所役的現(xiàn)象。在利害得失的牽引下，某些學術研究過程變得急功近利，學術不規(guī)范現(xiàn)象屢禁不止。盡管我并不愿意在這里簡單地將眼下學術界中形形色色的不規(guī)范現(xiàn)象與過分追求學術利益或名望的功利主義聯(lián)系起來，但兩者之間的確有一定的關系。我們甚至可以在這樣兩者之間建立起一個所謂正相關的“公式”，即：越是追求和在意學術的功利目標，就越容易（雖然不是必然）產(chǎn)生和出現(xiàn)學術不規(guī)范的現(xiàn)象。
　　應該進一步指出的是，這種“莫問收獲，但問耕耘”的學術志趣，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所提倡的“學以致用”的思想也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因為，這種只是目的而非手段的學術志趣，并非是一種虛無主義和所謂 “不食人間煙火”。它與“學以致用”所針對的問題或?qū)ο笠约皡f(xié)調(diào)的關系是不同的。荀子在 《荀子·儒效》中所說的“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強調(diào)的是人們在掌握了豐富的知識與道理之后，不能束之高閣，而必須付諸實踐。它反映的是知識與應用之間的關系。而王陽明等人提出的所謂“知行合一”等觀念，要解決的也都是知與行的關系問題。而學術志趣的定位所針對的則是學術探索與知識創(chuàng)新過程中目的與手段的關系問題，它力求解決的是學術界在知識活動中存在的某種功利主義現(xiàn)象與傾向。所以，將這種只是目的而非手段的學術志趣與“學以致用”的思想對立起來是沒有道理的。
　　我愿意向諸位主張這種定位的學術志趣，推崇這種“莫問收獲，但問耕耘”的學術邏輯，更加愿意與各位一起分享這種學術志趣的快樂。